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发展中国家通过举借外债来弥补本国建设资金的缺口，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但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即外债的数量要适度，不能过分地依赖外国资金。而某些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被外资进入的充裕性和经济繁荣景象所迷惑，很少从另一方面去考虑问题，从而采取了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措施吸引外资，如对外实行税收优惠，简化外资注册手续，外资企业所得税汇出自由化，放松对外汇的管制等等。泰国1960—1980年人均外债为39.4美元，而到1996年，外债高达857亿美元，人均1562美元；韩国外债规模，从经济开发初期的1.6亿美元，发展到1997年的1565亿美元，其间外债年平均增长率为54.5％，大大超过了gdp年均8％的增长率，而同期韩国的外汇储备却由1962年的1.67亿美元缓慢增加到1997年末的100 亿美元。 从目前看， 泰国外债占gdp的53％，印度尼西亚占48％，马来西亚占36％， 如此之高的外债比例，必然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利用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是个普遍的定律，作为引资国，在使用外国资本的同时，也必将相应地增大进口，把对国内商品的需求转移到国外，从而增加对原材料、生产资料的海外依赖程度，而外资流入的领域，一般都是引资国政策倾斜并急需发展的产业，外资层层渗透，极易达到控制的目的。以外资为主形成的国内大企业集团，又往往形成国内垄断，并获得垄断利润，随着利润的流出，也直接制约着债务国经常收支的改善和经济发展。上述种种负面效应，使得过度举债国越来越依赖外资，一旦外资来源减少或中断，其经济必然走向毁灭的边缘。 在已形成的对外债依赖性的经济结构面前，为了使外资能够继续流入，引资国必然采取更优惠的政策，首选政策是提高利率，结果是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外债结构失衡。 短期资本是相对于长期资本而言的，是指一年期限以下的借贷资本。长期资本的投入，取决于引资国软硬环境的“冷热”程度、投资效果和对长远发展的预期。而短期投资的选择，主要看其短暂的获利机会，利率和汇率的瞬间变化。对外资实行高利率政策，如果外国利率保持不变，则本国货币的贬值率必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从长期看，人们或者预期利率要下调，或者预期本国货币会贬值，而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本国资产收益率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有较高的回报率和产出率，高利率政策得以维持，但由于这种政策是以较高的融资成本为代价的，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资本收益率下降，加上投机商介入炒作，则资本外逃就再所难免了。国际上的短期资本又具有运动规模大，动动方式集团化和机构化的特点，再借助先进的科技和通讯，短期游资的跨国移动会相当迅速和便利，从而使危机的形成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了。 80年代以前，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通货膨胀率却较低，而到了1982—1986年期间，各国普遍出现经济困难，gdp的增长明显降低。新加坡为4.4％，印度尼西亚为4％，马来西亚为3.9％，菲律宾为-1％，泰国为4.9％。 面对这种情况，各国普遍进行了经济改革和调整，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经济发展又保持了10年的高增长，年均gdp的增长率达到8％以上。但正是调整中的政策问题，使产业结构孕育和积累了不合理的因素。 1.东南亚各国为实现赶超战略，都想通过高投资实现高增长，比较重视资本投入而忽视全要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国家不顾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盲目追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而要弥补支撑这些产业所需资金的缺口，就只能靠高利率政策吸引外资，以及靠政府指令银行给予贷款支持，这样，必然加大融资成本，造成运行困难，甚至无力还本付息。如韩国，70年代以后，在政府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几家大型企业集团，资金利润率极低，不仅难于还本付息，有进连企业维持生产所必需的流动资金都出现困难。韩国30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350％，有的高达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在0.5％以下。另外，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如泰国的中学入学率为33％，印度尼西亚为38％，马来西亚也不到6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8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国家纷纷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发展了一批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加工业，这虽然与各国的比较优势相符，并且也有“四小龙”成功的样板，但国际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各发达国家已不再让出市场，另一方面，比这些国家劳动力更便宜的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开放政策，这势必对东南亚各国形成两面夹击的局面。从出口增长状况看，泰国1995年上半年增长23％，1996年只增长5.8％，1997年以来则为零；新加坡1996年增长28.2％，1997 年降到10.4％；马来西亚则从1996年的26.8％下降到1997年11.6％。出口增长率下降，使许多新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投资效益低下，企业信用和还债能力下降，危及到外汇储备的安全。可以说，东南亚国家在设计其产业结构时，没有建立在对市场的细致分析基础上，以虚拟的无限扩大的市场前景来引导资本的投向，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3.上述两方面的投资失策，会在一段时间内给人们形成一种误导，认为出现了两个大的经济增长点：一是发展大型龙头企业，形成大的集团竞争优势；二是依赖广大的国际市场，使国内的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在这两个点上出现极旺的投资需求，而这种需求中最具制约性的就是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因此，投资者纷纷预测：土地价格会快速上涨。导致房地产价格不切实际飙升，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越炒越热的境地。当真正使用房地产的人由于实际经济成本高昂、效益低下而不再需求高价位的房地产时，也就是被人为吹大的虚拟经济和实际经济不相符时，泡沫破灭，危机爆发。 东南亚国家为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一般都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在金融政策方面，虽然表面上实行的是银行融资，但银行融资的依据是政府确定的优先顺序和额度控制。这样，为实现政府意图，被扶持的企业可以用很低的融资成本甚至是负利率得到大量资金。作为回报，政府必然对银行提供多方面的保护，使金融机构没有倒闭的危险。这种政策给企业和银行都带来极大的隐患。 从企业来说，不同的金融制度涉及到它通过何种途径，以什么方式获取经营所需资金。在比较成熟的英美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有发达的商业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企业可以同时利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渠道筹集资金，金融系统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和严格的监控，企业是从融资渠道的稳定性、灵活性、低成本等角度选择资金来源，而银行是根据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等原则发放贷款。在这种机制下，银行对效益好、信誉高的企业会积极提供贷款，而对于运行困难的企业大多不会提供资金支持，甚至逼债催款，迫使其走上清算破产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企业的破产率虽然较高，而问题的积累却不会很多。东南亚国家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为实现赶超战略，必然对特殊行业和大企业给予特殊的扶持。因为仅仅靠市场的这种自然调控很难满足突然膨胀的非均衡发展的资金需求。长期人为地执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使借款人缺乏归还资金的压力，形成无尽的投资饥渴，而要填平这一欲壑，就希望得到更多的贷款。这样，企业自然把资源用到游说政府，争取立项上，从而产生行贿受贿、提供非法政治资金，如同中国的“跑部经理”，日本的“大藏省担当”。用这种办法获得的资金其效益低下与归还困难就显得很正常了。 从银行的角度说，由于政府的作用，银行已成为政府的出纳，无法按自身的商业原则来选择放贷，造成大量的融资不能按期归还，成为不良债权甚至坏帐。譬如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呆帐和坏帐分别达到贷款总额的12％、11％、11％、13％。 前面的分析说明东南亚各国金融制度中政府干预和管制是造成企业和银行双重不良债务和债权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按理金融自由化应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操作过程中却事与愿违，金融自由化过程甚至对股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银行相对独立、利率开放，而对金融体系监管不严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项目，形成高风险债权，加上自由化给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炒作空间，极易将不良债权迅速累积，将经济气泡越吹越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对金融体系的行政干预只能随着市场的成熟而逐渐放松，一步到位地建立起规范和完善的金融管制体系是十分困难的，关键是掌握什么样的“度”，即是说，放松管制不是放任不管，有放有管才能保证放而不乱。 在东南亚危机中，中国虽然没有受到强烈的震荡，没有卷入其中，是由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体系、外汇的充裕储备和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等因素决定的，但不是说，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东南亚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长期性的，而且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也存在着发生危机的隐患。因此，认真研究东南亚危机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的实际，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应是明智之举。 进入90年代中国曾出现经济过热，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1.7％。中央采取紧缩政策，到1996年底实现了软着陆，并且改革外汇体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放松经常项目，抓紧资本项目，这对稳定币值、促进外贸起了很大作用。但应看到，金融系统的问题仍是较多的，表现为不良债务增多，资金运营效率低、资金投向不合理、金融监管乏力等。据专家统计，近几年我国银行的呆帐、坏帐已达到总债权的20％—30％，占gdp的10％以上，这和危机前的东南亚国家基本相当； 银行贷款的70—80％都给了效益较差的国有企业，使得高额的银行存款并不表现为高额的资本形式。有些银行从事非银行机构的金融活动，少数大企业及上市公司进行不合法的金融投机等等。因此，应加快重建和完善我国货币信用关系，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弱化政府干预，强化信贷约束，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避免商业贷款中形成的逾期、呆帐，降低银行坏帐比重，提高银行的资产流动性和支付能力，增强银行的经营独立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坚决堵住国有企业把经营困难和风险向国有商业银行转移的渠道；加快立法并依法加强金融监管，实施银行、证券、信托的分业管理，以防范业务风险；稳定人民币币值，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资产实力，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放开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规避国际金融风险。 过分地依赖外资补充资金短缺和赤字这种经济体制是不牢固的。90年代以后，我国引资幅度增加，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从总体上说，我国引进外资工作还是比较正常的，目前的问题是引资规模较大，增幅过高。外债余额从1985年的158. 3亿美元，剧增到1996年的1162.8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83.7％，从长远看，势必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为此，应适当对外资规模实施宏观控制，对债务结构和使用流向加以调控。我国当前讲“抓大”、“扶强”，企业争先进入“世界500强”，但市场竞争是无情的， 我们应吸取东南亚国家只重企业规模而不重效益回报的投资教训，注意外资的使用效率。 我国近几年外贸出口量增长很快，贸易顺差得以较好保持。现在的问题是出口产品的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如服装占25％，一般机械和电子产品占3.5％，玩具占5％。这些产品与东南亚部分国家比有竞争力，但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相比则竞争力就差多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增强了他们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在调整出口商品结构上下功夫，把出口的初级产品包括中间产品向最终产品延伸，提高附加值；国家要加大对外贸生产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组织行业协会，防止恶性竞争；加快外贸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步伐，实现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的优势互补，实现外贸出口由创汇型向效益型的转变。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体制僵化、负债率高、亏损面较大的问题。据估计，当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0％以上，亏损不断增加。1996年净亏损已达378亿元， 为了维持运转，只能以新贷补旧贷，牵着银行的鼻子走，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要利用企业重组和转换经营机制的契机，调整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把企业推向市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东南亚危机的基本原因是产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低，结构不合理，在支柱产业的选择上，不是以信息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而是以房地产、旅游服务、钢铁、半导体元件、加工装配产业为主，这在发展初期是可以的，而后不能借经济情况良好时调整产业结构，只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就很难形成较强的和持久的国际竞争力。新加坡、台湾多年前就制定了向高科技工业发展的政策，所以，经济处于平稳地增长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特别注意。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一些行业，如纺织、轻工、家电、钢铁、汽车等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出现生产过剩，而另一些行业则供给相对不足，如电子信息、高附加值产品、高效生态农业等，所以，结构调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首先要调整投资结构，控制一般性投资项目，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其次，调整产业部门，紧缩严重供给过剩部门，发展市场需求潜力大的部门。再次，调整产品结构，减少初级产品的生产，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总之，认真研究东南亚危机的经验教训，调整好我们的政策和经济结构，对于我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世界经济格局，将是十分有益的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