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互联网金融平台“51信用卡”被曝因委托外包催收公司使用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而被警方调查。实际上，这场以“暴力催收”为目标的监管风暴，已持续8个月之久，且监管力度仍在加强。

　　自今年3月起，公安部围绕“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顿行动不断升级，与催收业务相关联的网络贷款平台、大数据爬虫公司等相关方纷纷迎来大规模的清查整肃，催收行业尤其成为重点整顿对象。

　　除“51信用卡”之外，捷信金融、锦程消费金融等持牌金融机构，趣分期、拉卡拉等知名金融服务平台，均被曝出与催收相关投诉，一些公司已暂停委外催收业务。

　　“自整顿风波以来，死掉的催收公司已有数百家。”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被整顿清查的催收公司一般规模较小，以回收网络贷款为主业，涉嫌“暴力催收”行为。“但不得不说，业内比较合规的催收公司也受到冲击，几乎整个行业的业务和回款率都受到影响”。

　　作为金融贷后不良资产处置的关键一环，催收行业的市场容量和不良资产规模直接挂钩。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2.37万亿元，仅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已达919.16亿元。

　　在这个上至万亿规模的市场孕育下，催收行业的体量已不容小觑。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市场已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还有1500家以上公司是借其他名目而存在。

　　“业内现实是，专业催收公司和不规范的讨债公司，各自为阵。”在不良资产催收外包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晖看来，目前整个国内的委外催收行业的公司规模、层次参差不齐。

　　时至今日，已拥有万亿级市场规模的催收行业，依然处于监管真空、法律空白、行业混乱的窘境中。

　　“催收行业市场大，责任重，解决就业广泛。”一位催收行业协会筹备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描述，“事实上，业内都呼唤立法、拥抱监管，希望实现合理的政府引导”。

　　中国催收行业的诞生，最早始于信用卡坏账的大量出现。回溯催收行业兴起脉络，不难发现，其发展路径与中国信用卡市场走势亦步亦趋。国内日益庞大的消费信贷市场和不良资产规模，是催收行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土壤。

　　自2000年起，中国信用卡市场逐步进入疯狂增长期。在单纯以发卡量作为业绩指标的考核体系下，信用卡营销员不顾申请人的征信评级，肆意发卡，这导致信用卡逾期款规模迅速增长。

　　“绝大部分银行会将30天以上的逾期款，委托外包给第三方催收公司。”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将催收工作外包的模式在美国推行已久。”曾提议加强催收行业自律的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王贵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与债权机构相比，第三方催收机构的人员与流程专业化程度更高，单笔账款的催回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一位催收行业资深从业人士则透露，根据应收款逾期时间长短，催收公司从回款中抽取的佣金也有所不同。逾期时间越长，佣金越高。

　　通常，催收行业内将逾期款分为三个等级。一级逾期款指逾期1~3个月，催回率一般在70%左右，佣金率在8%之内；二级逾期款指逾期4~12个月，催回率在12%至15%之间，佣金率在10%~30%之间。

　　利润最丰厚的是三级逾期款，一般逾期达12个月以上，行业平均催回率仅有0.5%左右。

　　“第三级逾期款是催收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营收来源。”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级逾期款在所有逾期款中占比40%以上，且佣金率高达本金的35%~40%，“在规模和回报率上都远远高于其他逾期款”。

　　据艾瑞咨询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市场共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仅信用卡催收公司就有1000多家。

　　最近尝试赴美IPO的湖南永雄集团，在招股书中自称“中国最大的拖欠信用卡应收账款催收服务提供商”。

　　“湖南永雄排名在行业前列，但并不一定是老大，因为并没有权威的数据统计。”一位入行十余年的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催收行业全市场中，位居前列者，包括华道数据、一诺银华、高柏(中国)咨询、华拓金融等。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2.3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达1.86%。同时，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达919.16亿元。

　　“许多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率，已经逼近红线。”不良资产催收外包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晖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在2010年前后，银行的信用卡不良率达到1%就已经是警戒线了。而现在，一些银行的不良率已达到2%，部分地区超过了4%，“高企的不良率已经威胁到许多银行的正常发展”。

　　“催收是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前述高管称，“放贷和催收犹如硬币的两面，要经济健康增长，就要阳光面对两者的存在价值”。

　　“我都不敢告诉父母，我的工作是催收。”在某知名催收公司工作了三年的催收员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一提催收这行，大家都会联想到黑社会”。

　　在大众认知中，催收总是与“黑恶”势力联系在一起。早在近代民国时期，催债的任务就基本交由当地黑帮，通过威胁暴力的手段完成。而在早年的港台片里，职业讨债人的形象也往往和黑社会脱不了干系。

　　“目前，大众对催收行业的整体认知存在较大误解。”王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真正意义上的催收行业，是伴随现代信用卡市场出现的，“早年兴起的催收公司大多有金融或法律背景，大多看重业务操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在王晖看来，目前，国内的委外催收行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行业内也存在行业标准不明确、就业人员不规范、催收执行不合理、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情况。

　　进入2015年之后，在互联网金融野蛮成长之下，催收行业的主营业务正在从传统的银行信用卡、小贷公司的逾期账款，扩容至消费金融、P2P、现金贷、车贷等新型网络贷款业务。

　　相比银行的信用卡逾期款30%之内的佣金率，小额短期现金贷的提成比例则高得多。

　　“譬如714高炮之类的非法网贷，平台往往拿了砍头息就把坏账卖出去了，催收公司能收回来的全流进自己腰包。”一位催收行业资深从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虑到风险性，较大的催收公司会很谨慎地对待这类单子，即使要接也会严格控制比例”。

　　“暴利的网贷平台催生了一批暴利的催收公司，行业分化也以此为界。”一位入行十余年的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市面上行径恶劣的暴力催收，大多是专门做非法网贷单子的公司所为。”

　　“不能将这些讨债公司和传统的催收公司混为一谈，它们才真正是暴力催收问题的重灾区。”前述高管表示。

　　判断一家催收公司是否正规，首要条件就是看其合作的甲方性质。“若一家催收公司的合作客户七成以上为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基本可以肯定其合规性。”一位资深催收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催收公司而言，来自银行的逾期款质量更好，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更是能够提供长期资源的合作对象。为了获得银行大客户的青睐，一些催收公司不惜重金投入硬件设施，以自证规范。

　　“现在规范的催收公司，基本要求做到作业间24小时录音录像。”一位头部催收公司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业间内的摄像头要确保能看到每一个催收员的工位，催收员的每一个电话都实行全程监听。”

　　催收员小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催收公司有一个敏感词库，一旦监测到催收员在通话过程中说了一些敏感词，系统甚至会自动切断通话。

　　但对于另一个阵营中的暴力讨债公司而言，搭建规范的操作体系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客户大多是在违法边缘游走的网贷平台。

　　“非银机构在外包流程中的把关并不严，小型讨债公司的操作也各有各的野路子。”一位资深催收行业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一些P2P平台不一定会像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要求催债公司提供注册资金、财务、员工信息、合作机构等信息，催收公司的合作门槛也更低。”

　　“有的非法贷款公司业务员会‘ 吃钱’，坏账扔给催收公司时，矛盾直接就爆发了。”小林透露，所谓“吃钱”，指一些不正规的贷款公司业务员故意扣押债务人的还款，阻止内催部门催收，逾期达30天之后将坏账转卖给催收公司，“即使矛盾爆发，也集中在债务人和催收公司之间”。

　　小林表示，一般与非法网贷合作的催收公司，会采取更暴力极端的催收手段。“由这些小公司引起的社会事件，对整个催收行业都产生了影响。”

　　事实上，催收公司和暴力讨债公司并行增长，由于业务多元，有时很难辨别和划分彼此之间的界限。

　　一位知名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的一份《中国消费信贷催收机构行业自律公约》中，明确提出了24条行业操守自律，包括严禁使用暴力、恐吓、胁迫、骚扰、辱骂等行为，不得泄露债务人隐私信息等规定。

　　“我们正在申请组建行业协会，对加入协会的会员单位实行审核准入制。”前述高管表示，“我们不欢迎行径恶劣的公司，更不愿意将两类公司混为一谈。”

　　去年3月份，中国互金协会发布《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以下简称《公约》)，其中要求，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外包管理制度，审慎选用外包机构。因外包管理不力，造成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从业机构应承担相应责任。

　　“考虑到责任风险，银行会更谨慎地挑选合作的委外催收公司。”一家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一些大型商业银行还会自行提供一份严格细致的业务规范要求，如果委外公司出现违规操作，轻则扣佣金，重则终止合作。

　　随着针对“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和新规落地，一方面，催收行业有了更多硬性限制，业务操作更加谨慎。另一方面，一些欠债者开始自发抱团，企图利用业务漏洞和投诉机制，搞垮催收公司和网贷平台，以达到不还钱的目的。

　　从最初的交流经验到手把手教你如何逃债，这些背负网贷的债务人自发形成了一个组织——“反催收联盟”。

　　在任意一个搜索引擎中输入“反催收”，都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有的是自称“个人债务管家”的服务网站，有的是交流反催收的经验和说话技巧的帖子，有的是QQ群或微信群。对于多头借贷的网贷债务人，这些组织甚至能提供“一对一定制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曾尝试加入几个“反催收”QQ群一探究竟，却被告知需要提供“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信息”，否则不予通过。

　　“这是为了避免有催收公司的人混进去。”曾和这些组织打过交道的催收员小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有不少群都因混进去的催收员举报而解散，“这些组织者基本都是在多家网贷平台多头借贷的老赖，还有专业薅网贷的羊毛党”。

　　这一组织背后，躲藏着数量庞大的失信者，以及因失信而衍生出的“恶意拖欠、逃骗偷税、商业欺诈”等行为。

　　小林透露，专门找网贷平台借款的行为被叫做“撸口子”。这群人专门挑选一些不正规的网贷平台下手，而这些平台的利息、手续费、保证金、保险费等各种名目加起来，远远超过央行“年利率不高于36%”的规定。即使逾期不还，这些小型非法网贷平台也不会选择起诉，只会把坏账扔给催收公司。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网贷，建议不要接电话，不回短信，不加微信QQ，或者直接换个号码。”一篇阅读量已达67万元的反催收技巧文章中详细写道，“换号码前，最好先安抚你的通讯录里面的亲朋好友，一旦接到电话直接说不认识自己”。

　　该文章中详细列举了网贷平台和催收公司可能采取的话术和相应的应答技巧，还有分别针对网贷平台和银行的详细投诉教程。

　　小林透露，许多“老赖”会在接到催收电话时进行录音，并以卖惨哭诉、流氓耍赖、言语辱骂等方式应对催收员。“有的催收员耐心不够，很容易就和债务人开始对着骂，对方直接就拿着通话录音去投诉了。”

　　“如果是银行的债，就去当地银监会投诉；如果是网贷平台的债，就去互金协会的网站举报。”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若以“暴力违法催收”为由进行投诉，可以提出“要求当时催收员赔礼道歉、停止骚扰或停催”的诉求。

　　随着监管力度加大，这类投诉通常见效很快，惩罚也很严厉。“一旦投诉，这个账基本就成死账了，银行面临警告和处罚不敢再催，网贷平台直接面临被搞垮。”小林说。

　　在“专业”的反催收指导下，有的债务人不仅不还钱，反而还开始以各种理由争取“精神赔偿金”。

　　在另一篇“反催收经验帖”中，发帖人称，以“暴力违法催收”为由向银监会投诉银行后，会收到当事银行的电话，在后续沟通中，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赔偿要求了。“不给钱你就天天投诉，最后总能拿到赔偿的。”

　　“这无异于敲诈勒索。”一位资深催收行业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如果投诉次数过多，金融机构将面临警告和惩罚，甚至暂停业务接受检查，“有些机构为了息事宁人，只能拿钱摆平”。

　　“两面不讨好，左右不是人。”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形容催收员的角色，“哪怕你一个月挣了一两万，也没有职业荣誉感。”

　　“在良性的行业循环中，催收公司未必站在债务人的对立面。”一位催收行业高管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刚接触消费信贷时，没有自控能力和征信意识，很容易产生逾期款，“往小了说，无力偿还的贷款最终会拖累父母。往大了说，会抹黑这个人一辈子的征信记录”。

　　“欠债还钱，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位高管直言，“通过合理的手段提醒和催促债务人尽快还清贷款，未尝不是银行、催收公司、债务人的共赢。”

　　一位催收行业协会筹备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规范的催收经营会给社会带来重大隐患，但一味向金融机构和催收公司施压，纵容老赖，反而会损失金融资产和社会诚信。

　　对于催收行业在金融末端所承担角色的重要性，在国际层面已经形成共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催收行业仍然没有可供遵循的相关法律。

　　在国际上，美国是催收行业发展最早、立法也最早的国家。早在1977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DCPA)，从债务催收主体、债务催收行为以及执行机制三个方面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债务催收行为监管法律制度。

　　这部法律明确指定，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对专门替债权人进行催账和追账活动的任何第三方作出了规范，是一项专门针对专业商账追收机构对自然人性质的消费者个人进行催账活动而制定的法律。

　　在这部典型的行为立法中，对于催收过程中的操作细节，亦有细致规定，包括严禁使用暴力、污秽亵渎言语进行催收，不允许在晚间9点至早晨8点之间拨打催账电话等。

　　在美国，催收行业需要同时遵守《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和《消费者金融保护法》。

　　在催收过程中，一旦催收公司出现侵犯借款人的隐私权、频繁的电话短信邮件催收、上门催收是胁迫恐吓等不当行为，个人可以拿着证据立刻提起诉讼，要求获得民事赔偿，赔偿金额包括实际伤害赔偿、额外损害赔偿、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等。

　　其中，若是由多个借款人共同提起的集体诉讼，集体诉讼的额外损害赔偿金额不能低于50万美金或者催收公司利润的1%。

　　此外，个人也可以向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举报。委员会将收集暴力催收的证据，并展开调查。之后，委员会直接与催收机构进行谈判解决问题，如果不配合解决问题，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由司法部代为提起诉讼。

　　此后，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相继仿效美国，制定了关于债务催收的法律法规。

　　因有法可依，美国的债务催收行业发展迅速。早在2004年时，全美催收行业从业人员已超过45万。到了2010年，美国第三方债务催收机构已达4908家，总计收回账款达5490亿美元。

　　“如今中国催收行业的公司数量也超过了4000家，相当于美国十年前的水平，却仍然没有立法。”一位资深催收行业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内催收公司无法可依，无机构监管，全凭行业自律，“这使得催收公司和借款人的权益都没有法律保障”。

　　从国内经验来看，香港银行公会和存款公司工会在2001年联合发布的《银行营运守则》中，已经对第三方债务催收公司提出了具体规定，并得到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认可。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王贵国提出了《关于加强债务催收行业自律的建议》。

　　“破解中国债务催收行业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推动行业立法。”王贵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组建催收行业协会，发起成员内部自律，并由此配合和推动行业立法，这一路径或是催收立法的最佳模式。

　　王贵国建议，“建立行业协会来承担起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职责，从行业整体利益出发，能够提供最符合行业发展及兼顾多方主体利益的解决方案。”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在持续收紧的监管环境下，为高度敏感的催收行业筹建行业协会，并非一件易事。

　　最初是无法注册行业协会。“相关部门给出的说法是，最近正处于清理整顿社会团体的过程，暂时不批。”一位行业协会筹备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其次，缺失行业协会的行业标准无效。“我们希望申请建立行业标准，但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回复是，行业标准需要经过提案、研讨等一系列流程，至少需要5年时间。”前述人士表示，这一过程困难重重，且耗时太长，“现在的行业情况，很难说能不能耗得起”。

　　已知催收行业协会无法单独成立后，业内又试图寻找一个现有的相关行业协会，先挂靠成立一个二级分会。

　　“现实是，没有一个协会愿意承接。”该筹备人士表示，包括银行业、保险业、投资业的行业协会，都回绝了催收行业的挂靠请求，“一听是催收，纷纷摆手，几乎是谈催收色变”。

　　对此，王贵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民政、工商等部门，应适度放开催收行业协会设立的审批限制，支持有资质的行业自律机构依法登记。”

　　今年3月，国内60余家催收公司决定发起成立“中国信用清收协会”，并设立筹备小组。

　　“我们欢迎监管，也呼唤行业协会作为沟通桥梁。”中国信用清收协会筹备小组秘书长王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理想的行业状态是，能够统一经营范围，严格准入门槛，机构持牌经营，催收员持证上岗”。

　　一位催收行业资深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阶段，监管部门缺失，与监管沟通的行业协会也同样缺失，在持续收紧的监管环境下，行业仍然存在被一刀切的风险。

　　“应当明确，催收行业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及各级支行(或各级金融监管局)，重点参考征信业和律师业监管模式 。”王贵国向《中国新闻周刊》建议说。

　　商务部研究院信用与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韩家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表示，当前，催收行业亟须解决谁来监管和如何监管的问题。“这可能需要国家经贸委、商务部、公安部和银监会等部门共同研究确定。”

　　“如果政策能够放开，监管能够跟上，催收行业将成为金融产业链末端的重要细分行业。”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副院长王锐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国内债务催收行业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行业的努力，单个金融机构的还贷风险就有可能演化成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