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师”、“城市管理网格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同时还发布了一些职业发展出的新工种，如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直播销售员”，人们熟知的“电商主播”、“带货网红”，有了正式的职业称谓。

　　为了扩大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从业者队伍，此次还将原有的“公共卫生辅助员”职业下的三个工种——“防疫员”、“消毒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分别上升成为新职业。

　　日前多个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网站公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也指出，当前，就业统计面临新形势，尤其是随着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在今年疫情防控过程中，也催生了一些新职业。

　　大家都看到，现在职业分类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新职业层出不穷，那些以前被我们戏称为“不务正业”的人，现在终于“修成正果”。新职业兴起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关，也与疫情防控相关。新职业的诞生既反映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同时也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对社会就业的影响。

　　特别是像互联网营销师以及在线学习服务师这两个具有数字经济特征的职业，再次反映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根据《2019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

　　那么，当下，我们该怎么看待新职业的诞生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基于传统理论，其次要结合时代特征。

　　传统经济学在讨论就业问题时采用效用论的方法，劳动者通过权衡薪酬与闲暇的效用，来决定提供多少劳动供给。因此，新职业的诞生实际上意味着“薪”标准的出现。这一点其实可以拿快递小哥举例(如今已经称为网约配送员)，即使在中小城市，快递小哥的收入都能达到较高的水平，由于其收入水平要高于部分传统职业，从而形成不同职业间的人口流动，甚至有老师辞职去当快递员，而更多的新职业也正通过“薪”标准冲击着传统职业，同时无形中激活就业市场。

　　另外，时代赋予了劳动者不同的个人偏好。虽然从薪酬与闲暇的角度分析就业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但如今人们已经不单单满足于闲暇，更是追求工作带给自己不同的生活体验，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人们对于工作自主性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愿意“打工”，而试图通过自营摆脱为人干活的处境，很多人开始选择自由、灵活的职业，这也是新职业冲击就业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讲，新职业的公布实际上还代表了某方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官方肯定，6月23日上海市崇明区发布的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公示名单显示，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成了“新上海人”。这让爸妈眼中的“不务正业”一下成了正经工作，或许将直接影响到未来年轻人的就业取向。

　　新职业拓宽了人们——包括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隐藏在新职业名义之下的不充分就业。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中，就存在用新职业提高就业率的情况——毕业生暂时从事收入不稳定的新型职业，也被视为就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就是要对这种现象纠偏，进一步明晰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相关指标的含义，并要求全面核查核实就业数据，挤压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中的“水分”。高校可以鼓励学生选择新职业，但不能让新职业成为粉饰学生就业信息的工具。

　　随着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近几年来，新职业不断公布，未来就业市场还会有更多的可能。一方面，职业监管要及时跟进，保证新兴就业市场的有序、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醒所有从业人员，特别是即将走出校门的准就业者，新职业是机会，但不能盲目，只有适合的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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