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恢复学位制的1981年开始，到2014年底，我国累计培养博士研究生49万人，硕士研究生426万人，其中半数为近五年培养。30多年来，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从数量上看，我国已是研究生“超级大国”，仅博士阶段培养人数就已是世界第一。

　　随着时代变迁，在考研人群从“精英化”变成“大众化”的同时，很多人的读研初衷，也从“研究学术”变成“为了工作”。扩招后的学历变相贬值，加之一些用人单位划定的较高用人门槛，使得“考研热”不断升温。

　　正是在“考研热”之下，个别高校出现“大学高中化”现象，部分学生把考研奉为“第二次高考”，而这，绝非高等教育的本来面貌。

　　从2016年开始，在职研究生联考被取消，而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推进，研究生的入学门槛和教学质量，都将得以提高。

　　12月26日，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开考，170余万考生步入考场。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80年，全国包括博士在内的研究生招生数仅为3616人，1990年为3万人，2000年为12.9万人。若包括博士在内，2015年的研究生招生数达到62.1万人，35年时间增长170余倍。

　　30年间，无论是考研群体还是考研初衷，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对于不同年代的考研者，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也有着各异的经历。对他们个体而言，是改变人生的一次考试；对社会而言，是映射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

　　“只身在天津上学，放假回家时孩子都不认识我了，看见我就哭。”天津市某高校教师陆坚告诉《工人日报》记者，1985年，他考上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研究生，当时孩子刚一岁。拖家带口，是上世纪80年代考研者的真实写照。

　　记者见到陆坚已是下午5点，6点还有课，他边准备教材边拿过学生送来的泡面，用开水泡上。他是呼和浩特人，研究生毕业之后举家搬到天津。

　　本科毕业后，陆坚在呼和浩特的一所高校当老师，结婚生子。但考研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脑海里，因为对文学有强烈兴趣。“当时就想着进一步提升自己，想在学术方面取得进步。”

　　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本科学历本已稀罕，研究生学历更少见。当时考研通过率很低，选拔标准也较高。“大学的班里30多人，有考研想法的不到10个，考上的只有我一个。”

　　由于孩子妈妈工作忙，陆坚只能边看孩子边复习。“我左手拿着外语单词本，右手抱孩子。孩子一哭，立马放下课本去哄孩子。”当时复习资料单一，只能一遍遍地自学大学教材。由于是跨专业考研，付出更多，他每天工作之余用3~4个小时来学习，“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努力，陆坚如愿考上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研究生，但之后的生活让他更加煎熬。每个假期回家，陆坚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儿子培养感情。但孩子刚熟悉他，开始依赖爸爸的时候，陆坚又该离家返校了。

　　在陆坚看来，曾经的考研也是一场历练。他望着办公桌上的老照片说：“人生要有目标，同时还要有毅力，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考研者：徐建明，河北昌黎人，本科武汉建材学院，考入天津大学力学专业，现为秦皇岛某科研机构学科带头人

　　从小城昌黎到武汉，再到天津，最后回到秦皇岛，徐建明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版本升级”。

　　土生土长的昌黎人徐建明，初中后迷上物理这一科。1982年，徐建明考入武汉建材学院，毕业当年，他参加过一次考研，未能通过。

　　“那时急需人才搞建设，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徐建明被分配到秦皇岛市的一所科研机构。在单位工作了6年后，他决定再考一次。

　　上世纪90年代，对于“有单位”的人而言，考研的第一关往往不是考试，而是单位“放不放人”。令徐建明意料之外的是，单位领导支持他，复习期间没有布置工作。这一次，他考上天津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当时本科生都分配工作，所以考研不是为就业，而是为了更好的机会。

　　考研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职称和工资的变化，“单位里和我同时本科毕业的同事，五年才能评上工程师，而我研究生毕业后，两年就评上了。工资还高了不少！”而在之后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一优势渐渐被拉大。

　　现在，徐建明已经是单位的学科带头人，在他从事的领域里有了些许成就。他坦言，“学术是我毕生追求，我会坚持一辈子。没有研究生阶段学到的那些知识，我可能现在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

　　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的博士公寓中，记者见到了正在写博士论文的郭华东，宿舍里到处是复印的英文版资料。“学美国史，文献多是英文的。”郭华东说。

　　明年6月份就要毕业的郭华东是第二次在南开就读。11年前，从内蒙古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南开大学世界史方向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去了四川一所高校，工作6年后他重新考取了南开大学美国史方向的博士。

　　回想当年，郭华东印象最深的就是扩招。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1998年高考录取108万人，而2002年录取人数达到320万人。郭华东是扩招后的第二批高考生，见证了扩招给考研带来的变化。

　　“那时考研，是‘个体化’很强的行为，为了增加知识，也为了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郭华东说，自己真正准备考研是在大四。而他如今发现，现在很多本科生，一进大学校门就开始准备考研，甚至学校还会向学生强调考研必要性。一方面是考研呈现大众化，另一方面则是有人忧思“大学高中化”，考研变成“第二高考”。

　　考研群体的扩大，也让重点院校与普通高校的差距被拉大。据郭华东回忆，“当时重点与非重点院校没有现在那么强烈的对比。”当时全班一共47个人，考到校外的也就3、4个，整体考研的人不算多。“现在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考研，来换一所名气更好的学校。”

　　王景轩自小便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然而他迟迟未能走出高考失利的阴影。“没复读，勉强上了一所大学。”王景轩说，自己入学后状态特别颓废，“大一大二经常挂科。”

　　从大三开始，王景轩开始正视前两年的荒废，决定考研。他每天早晨6点起，晚上10点睡，在图书馆学习14个小时，光他桌上复习考研的书就有42本，“一年下来练习题就刷了11本。”

　　“考研就像是自我救赎。”王景轩对记者说，他不想这么早走进社会，担心拿本科文凭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我想到大城市发展，生活压力会比较大，我希望在就业时能有高起点。”

　　事实上，考研对于部分本科生而言，其实是延迟就业。研究生是否真的比本科生好就业，答案很难说，很多高校本科生就业率反超研究生。以西南大学为例，该校2014届毕业生12700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96.54%，硕士研究生就业率95.04%，两者平均薪酬相差不大。

　　“就业难导致很多本科生毕业后不工作去考研，推高考研热度，躲避就业高峰，但研究生毕业后，其职场竞争力并未有很大提升。”有教育业内人士如是说。(应被采访者要求，陆坚、徐建明为化名)(朱林 本报实习生 王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