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不仅增速下降，规模也开始出现减少；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过去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眼下，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挑战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给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创新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城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到来，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一些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变化，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规模，并提出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每年以千万规模保持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以2013年至2019年为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几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从总量看，我国的部分群体还存在就业压力，但就业总量已经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就业的结构性风险大于总量风险。当前，劳动力供不应求成为常态，表现为：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减少；二是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市场监测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扩张延缓推迟了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青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 从人口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三化”是指老龄化、少子化和农村空心化。劳动力供求呈现“五降一升”特点，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就业人数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 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产业、群体及劳动力供给质量等方面。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变等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内地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劳动力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为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返乡回流。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长期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下降。同时，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将继续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是现实目标。 基于趋势判断和已有的劳动力供给数据，我们通过相关模型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9.89亿人下降到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68.44%下降到65.17%，按照两项指标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2030年达到6.27亿人。 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就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规模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越大，每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规模越大。比如，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的创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并不意味着就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可以预期我国就业岗位需求规模仍将不断扩大。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少部门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行业也多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随着我国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在实体经济领域，2019年我国工业企业用工下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断减少，从业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新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反映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变量。历次产业革命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破坏。同时，广义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就业的“创造效应”，随着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产品及中间产品的扩张,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综合来看，只要生产扩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 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们预测认为，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2020年的1.87亿下降到2030年的1.09亿，第二产业从2亿下降到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到4.9亿，综合三次产业我们认为，到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7.6亿。 展望未来，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效率，我们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研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老龄人口增加导致更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二是研究出台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以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避免下一代际劳动力增长率继续降低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三是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应对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及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减少临近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 第二，减少就业结构性障碍，促进就业公平。一是减少就业性别、城乡及地域歧视，重视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深入研究我国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促进就业公平。二是加强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减少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中的机制障碍和求职成本。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惠共赢。四是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碍就业创业的壁垒，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基本权益。 第三，更好推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劳动力有序流动的研究，保障劳动者迁移、择业、社保接续转移等基本劳动权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二是促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进一步提升基层一线劳动者工作技能，加快学习和更新传统知识结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三是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研究乡村空心化和农村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加大农、林、牧、渔等产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技能培训力度，做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帮扶工作。 第四，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新时代呼唤新型劳动者。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深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提升我国劳动力技能素质水平，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加大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通用就业技能和基本职业素养。二是加快中专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以行业、岗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化定制及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三是着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引导社会资源投入职业院校发展，增加技工供给数量。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形势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李建伟 执笔：钱 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