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伟曾和团队去长江上游考察，一路上看到大大小小的水电开发，有的水电站是通过环评合规建设的，有的是地方私自开发。水电站周围植被破坏严重，山体突兀地暴露在外。他也曾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看到，吨位极大的挖砂船一排一排停在湖面。今年上半年，他和团队一路乘船到长江下游，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码头、港口、工厂，自然岸线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长江生物资源养护论坛。当时业内就已经达成共识，影响长江渔业资源的根本原因不是过度捕捞，这只是原因之一。

　　“治理长江病，我们农业部的职责是先干，是先手棋。期望仅通过十年禁捕，就能让长江的生态恢复，这不可能，也不客观。” 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多因一果，我们只能去掉一个因。”

　　过去数十年，长江中下游绝大多数湖泊失去与长江的自然联系，加上不合理地围垦，使支撑长江鱼类的有效湖泊面积减少了76%。

　　水利工程是影响水生生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工因素。长江办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长江流域水坝已经超过52000座，仅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规划的大型电站就有127座，水域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截至2017年底，长江沿线条河流不同程度断流，断流河段总长1017公里。

　　水电站的建设，不仅阻断了鱼类游回产卵场的路，也改变了长江的水文和水温条件，导致鱼类产卵量大大降低。任文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可否认，水电站对长江沿岸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正面作用，但是如何从流域整体来考量：一条河流到底要建多少水电站？在哪里建以及如何建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和重视还远远不够。

　　水污染也是威胁水生生物的重要因素。2017年，长江流域工业废污水排放总量超过300亿吨，接近或相当于黄河枯水年份的水量。任文伟介绍，水污染造成的直接危害是，“水生生物死亡，或抵抗力降低，疾病增多”。

　　“更大的因素是气候变化，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会叠加在栖息地丧失和水污染等因素上，加剧水生生物的生存困境。”任文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禁渔，开展人工投放鱼苗等增殖放流的措施，也是拯救长江水生生物的手段之一。中华绒螯蟹资源曾经接近枯竭，2003年的捕捞量只有0.5吨。农业农村部在长江口连续多年开展繁育亲体放流和产卵场生态修复后，如今长江口蟹苗已经恢复到了60吨左右的历史最好水平。

　　但是人工投放鱼苗并非万全之策。在曹文宣看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曾注意到，往往是刚放流，过段时间这些鱼就被渔民捕捞上来出现在了市场上，花了不少冤枉钱。他以湖北省举例，2010年，湖北省增殖放流了5.7亿尾鱼苗，投资上亿元，但2011年的产量却比2010年减少了5.76%。

　　长江办资源环境保护处副处长娄巍立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增殖放流只是水生生物资源恢复的一种手段，在特定的区域，比如人类活动少的地方会有明显的作用。此外，增殖放流必须结合禁渔制度、打击非法捕捞、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等一系列保护措施。

　　今年7月1日，马鞍山提前完成了当地退捕工作，实现了长江干流及重要水域常年禁捕。最近，夏德军每一次巡查江面，都能看到江豚探出水面呼吸，这在以前很少看到，“因为江豚吃鱼，江豚变多，说明禁渔有了效果”。

　　11月26日，随着最后一批打渔船的拆解，重庆主城区最后一批渔民也上岸退捕转产，开始了新的生活。图/视觉中国

　　郝玉江也看到了希望。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显示，现存长江江豚数量为1012头，虽然数字上相较于5年前有所减少，但是从统计学上看，江豚的种群没有明显下降，这说明江豚快速下降的趋势得到了缓解，过去这些年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开始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