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和吸纳就业人员都呈现迅速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不仅吸纳了绝大多数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而且吸纳了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但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可以看出，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迅速增长有三个时期：改革之初到1988年，1992～1996年，2003年至今；非农就业下降出现停滞有两个时期：1989～1991年和1997～2002年。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停滞来看，主要成因于国有企业改革加大步伐，大量的富余人员从国有集体经济部门被排斥出来。这个时期，尽管第一产业的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继续下降，从业人员却一直徘徊在50％左右。

　　虽然城镇就业压力很大，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是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部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者和遭遇就业冲击的下岗失业者。国企改革带来的就业冲击逐渐被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吸纳，到2003年，徘徊了6个年头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开始下降，2004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迅速下降了2.2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最迅速的一年。国企改革加速带来的严重困难时期基本上结束了。由于国企改革导致的就业机会破坏将会减少，2003年以来的增长速度还高于1998～2002年，可以预期，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会有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由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很快就会减少，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将更加依赖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

　　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产业产值近年来出现了反弹，从2003年占GDP的14.4％上升到2004年的15.2％。这意味着农民的收入出现了更加迅速的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流动的速度将会下降，这时，中国城镇很有可能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无限供给曾经是我们长期面临的市场态势，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将会发生改变：劳动力供给曲线不再是水平的，而是开始向右上方倾斜。这会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带来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及变化历程进行分析，对未来的供求态势变化方向进行预测，并就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决定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有三个：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这是一个长期因素，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第二个是劳动参与率，在劳动年龄人口一定时，这个因素决定了经济活动人口的总量；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的地区分布，这个因素同样影响着劳动力供求，在总量一定时，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会导致一些地区劳动力供不应求而另一些地区却供过于求。

　　首先，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上看，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使生育率稳步下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近年来开始减少。从专表2-1显示的中国人口变化状况可以看出，2002年新增劳动人口达到峰值，为1378万人，以后开始下降，这个规模持续到2006年，到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1000万人以下，到“十一五”后期，其规模只有821万人。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正在减轻，2006年或许还会感受到劳动力供给增加带来的就业压力，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从2007年开始，来自总量方面的压力就会减小甚至消失。

　　其次，从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看，劳动参与率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城镇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城镇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下降到2003年的71％，不到十年的时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如果保持1995年的劳动参与率，则有4600万劳动年龄人口退出或者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年龄较大的群体缺少竞争力退出；二是年轻人口接受教育培训的时间延长，推迟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中国城镇的养老保障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替换率和覆盖率都较高，即使就业条件好转，已经纳入养老保障体系的低技能劳动者也很难重新进入；而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也给年轻劳动者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培训提供了激励。所以，中国城镇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平。

　　劳动参与率下降无疑减少了劳动力供给，直接后果是：一方面有利于就业压力的缓解，但另一方面，则会导致劳动力短缺更早到来。从长期看，劳动力丰富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大量的劳动力退出市场，则会削弱这个优势，是对人口红利的一种浪费。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却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最优水平。

　　利用汇总数据虽然能看出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态势，但我们并不知道哪些人口群体受到的影响更严重。从参与劳动力市场决策的角度看，年龄结构和生命周期是影响参与选择的重要因素，我们通过观察最近三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不同年龄阶段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状况，从中引出有意义的政策含义来。

　　（1）从年龄结构看。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并不是那些大龄职工，而是16～24岁的年轻人口群体。1982～2000年间，16～24岁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8.6个百分点，这种下降几乎是匀速的；45～64岁人口仅下降了7.5个百分点，而且主要发生在就业压力相对较小的20世纪80年代；25～4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6.3个百分点，主要发生在90年代以来。这说明90年代中后期的就业冲击对4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大龄职工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就业冲击并成为“沮丧工人”退出了市场。

　　（2）分性别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16～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都出现了迅速下降，女性下降的幅度稍大于男性；在45～64岁人口中，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上保持稳定，虽然80年代出现了下降，但90年代甚至重新恢复到1982年的水平；25～44岁人口中劳动参与率变化的性别差异明显，男性只有轻微的下降，而女性却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主要发生在90年代。这说明90年代中后期的就业困难更严重地打击了女性劳动者。

　　从年轻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更大的情况，我们推测，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固然有就业困难导致沮丧工人增加的因素，但年轻人口接受更多教育并延缓市场进入时间可能对劳动参与率的贡献更大。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我们发现16～24岁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幅度并不大，仅仅为0.7年。这是由于六七十年代的学制引起的：那时的中小学教育时间要比现在短，由于在数据中无法辨识实际受教育年限，只能给“中学毕业”、“小学毕业”赋予同样数值，因此，0.7年的差额显然大大低估了年轻人口在此期间实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关于受教育水平提高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下文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3）从中国劳动力的城乡分布变化看。劳动力的城乡分布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城镇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效果在城镇地区更为显著，城镇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下降迅速而且基本上没有反弹，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城镇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时，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主要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来补足这个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两个途径：一是短期流动，二是迁移到城市。第二种转移就从城镇化上体现出来。

　　城镇化速度变化分为两个时期：1995年以前，每年增长速度只有0.5％左右；1996以来，这个速度迅速上升到1.43%～1.44％，城镇每年新增人口在2100万人以上。迅速的城镇化保证了劳动力供给，但也给城镇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然而，2004年的城镇化速度出现下降，只有1.23％，比前面8个年份要少250万人。从一些学者的分析结果看，一方面，主要是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农村发展，减少农民负担，补贴粮食种植，增加农民收入，从而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者转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严格限制把耕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也延缓了城镇化速度。这种短期变化还不能说是城镇化速度下降了，但如果这个势头持续下去，那么，肯定会给城镇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带来影响，使劳动力短缺更早到来。

　　（4）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变化看。在讨论劳动力供给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或者说是人力资本状况。中国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在不断提高，前文的普查数据因学制变化低估了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此从教育规模的扩大来作进一步的考察，毕竟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过去6年了，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恰恰是从1999年开始的。近年来，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普通高等教育，2004年的本专科入学人数达到447.34万人，是1998年的4倍多，当年的毛入学率达到19％。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2006年招生计划，普通高校的招生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本专科招生将达到540万人，其中本科生260万人。这意味着在适龄人口中，大约22.4％的人能够接受普通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规模的迅猛扩大使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推迟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缓解了供给压力。从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看，当年10～14岁年龄组是一个出生高峰，每一岁的年龄队列规模都在2300万～2600万人之间，高等教育扩大规模刚好把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口覆盖其中，到2008年时，这个年龄队列的人口已经全部进入高等教育或者中等专业技术教育阶段，无疑缓解了劳动供给压力。

　　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扩大规模还为解决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奠定了基础：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者更容易学习新技能，与新出现的就业岗位相匹配。今后一段时间内，产业技术升级和资本密集度提高，会带来对技术工人的更大需求，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扩大规模将能应对这种需求的增长。

　　中国是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很少有人担心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是，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人口控制政策和收入水平提高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趋势，城镇化速度也出现了下降端倪。因此，我们推断，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化，中国到了为即将到来的劳动力短缺而未雨绸缪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