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基本民生？在我国，就是李克强总理日前在记者会上说的，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的民生。这个群体包括城镇、农村的者，但又远不止这些人。因为是较长时间的疫情冲击，原本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群，可能因为失业、，抑或物价上涨等冲击，基本生活会受到较大影响。这就提出了保基本民生的问题。

　　何以保基本民生？各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尤其是社会救助，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作出保障基本民生的制度安排。

　　就像这次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出台一系列与社会救助有关的政策。比如，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都在重申现有社会救助政策的同时，采取多项具体的保基本民生的社会救助。

　　由于这场疫情冲击巨大，对中低收入以下人群的基本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现有框架中的政策措施不足以保障基本民生。有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发现金，中国则以发消费券为主要手段。

　　对此，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大规模发现金的话，除了少数困难群体会马上去买生活必需品，大多数人拿到钱后很可能存进银行，很难起到既保家庭又保企业的双重功效。

　　大规模发现金，在哪个范围发？中国有14亿人口，所以必须也只能对中低收入以下的困难群体发。曾有人建议，每人1000元。1000元，对于困难人群救急，有用但有限；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用于消费还是储蓄？笔者估计，消费会多一些。因此，每人1000元的政策效果，也主要是拉动消费。

　　主张发消费券的专家认为，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这增加了家庭消费的可能，还能根据各地受影响最大的行业类别来设计消费券的使用方向，直接帮助到中小微企业，可以说是一石双鸟。

　　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主观愿望。保企业的作用都很有限，因为消费券只是在少数城市和部分行业发，更何况保家庭、保基本民生。此时，我想到第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丁伯根提出过的一个原则，即每一政策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一目标有着最大影响力的，在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政策工具，即影响最大的政策工具与该目标搭配。在这里的意思是，刺激消费的目标，以发消费券为工具；保基本民生的目标，以发现金为工具。

　　目前，消费券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消费券对低收入人群的作用有限制性。现在发放的消费券，大多数都是七折以上的满减券(折扣券)。因为是想刺激消费，让人们掏出一些自己的钱，这样能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让整个经济流转起来，这无可厚非。但对于低收入人群，满减券的作用没有想象的大。

　　其二，消费券目前多在经济比较发达、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自身的财力比较强的城市发放，其作用也有受到一定限制，换句话说，消费券还没有惠及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消费者。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最终是依凭收入增长才能增长的，没有收入增长，刺激消费就是无源之水。而人们的收入一般有四大块，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疫情冲击，前面三大块都不同程度下降时，就需要补上转移性收入。

　　笔者所说的发现金，就是指转移性收入。发现金更能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爱，使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较大幅度地增加转移性收入，既是保障基本民生的需要，也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来源。

　　对于农村低保户和失业困难群体，增加现金或失业救济会有用，关键是让他们不返贫。但是，农村低保户和失业困难群体只是现在所说的困难人群中的一部分，不返贫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此，疫情后要切实通过调研，较大幅度地提高城乡低保和失业救济金水平。

　　在笔者看来，消费券，顾名思义，可以拉动消费，有助于增长，但是对于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作用十分有限。发现金，会被低收入人群存一部分，用于解决以后的不时之需，但是他们的每一笔支出几乎都会与基本民生有关。所以，面对疫情冲击，保基本民生必须大幅度增加转移性收入，即发现金。因此，保基本民生，建议多使用现金救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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