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巴中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从1949年到2018年，农民人均收入从3.1元增长至12002元，增长了3871倍，年均增长12.7%（见表1）。

　　（1）曲折增长期（1949年-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出现明显好转。

　　（2）超常规增长期（1979年-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村居民生产积极性，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3）波动增长期（1983年-1993年）。改革开放后，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但受农业生产技术的制约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居民收入经历高速增长后增速有所放缓，且年度间波动较大。

　　（4）高速增长期（1994年-1998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进一步确立，巴中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农产品价格稳步提升，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劳务转移输出不断扩大，巴中农村居民收入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5）低速增长期（1999年-2003年）。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巴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巴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最困难的时期。

　　（6）快速增长期（2004年-2014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特产税等，实施粮食直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农合、新农保制度，极大地减轻了农村居民负担，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再次驶入快车道。

　　（7）稳定增长期（2015年-2018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由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趋于稳定，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70年来，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呈现出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新局面。

　　1、就业机会增多拉动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随着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新型商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不断涌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或二、三产业转移。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村居民就业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外出务工收入得到保障，工资性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产业加快发展推动经营净收入提质增量。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农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同时，经营净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二、三产业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大幅提升。

　　3、投资渠道拓宽助力财产净收入快速起步。随着农村居民资本的不断积累和近年脱贫攻坚的大力助推，农村居民从存款利息、集体经济分红和土地流转或入股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快速提升，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成为农村居民增收新亮点，是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有力补充。

　　4、富农惠农政策促进转移净收入一路跃增。进入新世纪，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着力减轻农村居民负担，先后出台了系列惠农富农政策，大力实施了“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粮食直补、退耕还林、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农合、新农保制度、对口帮扶，促进了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快速增加。

　　1、吃穿不愁全面实现。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精准扶贫的大力实施，巴中农村居民生活吃穿不愁全面实现，基本达到温饱水平并向小康迈进，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70.6%下降到2018年的43.5%。

　　2、住居条件明显改善。随着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和生活观念不断更新，农村居民在住房建设和改造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2018年巴中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1825元，人均拥有房屋面积47.5平方米，道路、供水、卫生等配套设施大幅改善。

　　3、家庭耐用消费品更新加快。随着各类新型家庭耐用设备用品的大量推出，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由经济实用向美观、高档、便捷方向转变，并更加注重品牌化、功能化和节能环保，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摩托车、助力车等耐用消费品快速走进农村家庭。

　　4、交通通讯支出增长迅猛。交通和通讯方式的不断升级助推了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消费增长，截止2018年，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汽车达19辆、移动电线台，极大地改善了交通出行和通讯方式。

　　5、教育文化娱乐受到追捧。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形式逐步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农村居民旅游、娱乐等服务性消费快速发展；同时，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和自身能力的提升，使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供稿：国家统计局巴中调查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