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理念有待法治保障。调查结果显示，仅次于“培育公民意识”，但高于“培育社会组织”和“政府简政放权”，有6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建立多元共治体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图5）。地方政府决策咨询人员认为，缺乏法制保障，就无法明确“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怎么进行多元共治”这些基本问题，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典型经验就难以形成制度化成果，很多治理风险就难以规避。比如，有很多政府决策咨询人员仍简单将社会治理等同于“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和网格管理这些事项；在乡镇/街道层面，实际参与执法的部门不少超出法律范围，既影响了基层政府治理的能力，也损害了基层政府的形象。

　　东部发达地区经验表明，发展可解决群众的诉求，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对于中西部部分贫困地区，当地政策咨询人员指出，脱贫攻坚就是最大的社会治理。比如，外出务工被认为不仅能够改善经济状况，也能大幅提升公民素质，进而改变社会行为；发展对就业的保障则直接减少了社会不稳定群体。以贵州六盘水推行的“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为例，该举措不仅为实施精准扶贫找到了新路径，也被认为构建了乡村治理的新体系。在黔东南地区，一些苗寨的旅游开发提高了苗民的生活水平，也一度因拉大了山上山下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打破原有的和谐，当地政府每年从景区门票总收入中提取18%的资金，根据对吊脚楼等民族文化的保护评估情况，对居民发放民族文化保护费，化解了由发展和收入分配带来的社会矛盾。

　　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还表明，各种社会政策工具如果引导得当，可以形成维持社会秩序与活力的强大向心力。比如，新加坡普遍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由政府出钱，让社会力量甚至宗教组织提供服务和参与治理，社会服务做得好，成为治理良好国家的典型；再如，新加坡政府对子女与父母近距离居住的家庭提供政府补贴，反之不给，引导年轻人发扬儒家优良传统，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也成为寓治理于社会政策的成功案例。

　　正因如此，我国一些地方着力保障与改善民生，力推民生工作和民生工程，以期以民生推民治。然而，民生保障不善或者不公也极易引发公众不满，诱发干群与群体间矛盾，产生社会稳定风险。地方反映保障与改善与民生仍面临理论、体制、政策层面的疑惑。理论上，应如何界定民生事业和民生产业，为了避免教育医疗过度市场化式的教训再次发生，应如何确定社会民生领域向市场开放的范围和程度？体制上，就业、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领域的重大改革受顶层设计约束较多，地方自主权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平衡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关系，在整体有序条件下激发基层改革探索的活力？政策上，民生保障是系统工程，更需长效机制，一些地方政府把民生事务实事化、项目化、指标化是否科学合理？正确认识处理这些问题同样影响到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基层社会治理新旧矛盾交织，关键挑战在于建立治理重心下移的激励机制。基层社区治理人才仍相对不足，越到基层越明显。我国社会治理采取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上下并非一条线贯通，基层以处理小事为主，但小事有小事的逻辑，需要有足够而且专业的人真正去发扬我们优良的宗族邻里传统，去巩固党群关系。而目前我国社区人手少，工作人员不具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身份，虽然以“大学生村干部”、挂职借调等形式吸纳了一些年轻人，但他们的稳定性不够，也不熟悉社区情况，能否承担起基层治理的责任受到质疑。上海等地进行了将居委会党组织书记纳入事业编的探索，整体上人才还是缺乏。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但在人口空心化的农村如何实现自我管理和服务成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政府放管服以后，小区盖章事项大幅减少后，仍要承担防控、维稳等行政事项，挂牌依然很多，去行政化依然任重道远。城市小区物业类纠纷和公共问题增多，则成为社区治理的新增难点。一些企业凭借现代专业信息技术参与智慧社区建设，展现出强大功能和良好社会效益，但需要一定成本，企业行为的稳定性无法保证。

　　当然，基层治理创新的空间和实践也是最多的。在城市，上海等地创新基层治理的重点是把资源尽可能下放到基层，推动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太仓等地的经验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专业服务，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联动。在农村，一些地方引入村民理事会，实现乡村治理的一事一议，决定扶贫资金使用、每家几人吃喝喜酒等大小公共事务。整体上，在对社区自治的态度上，多数政府决策咨询人员持支持态度（60%），认为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只有极少数（7%）持反对态度，认为会导致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