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杰客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可以说是处变不惊，能有如此的处事态度，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的，那么阅历如此丰富的潘杰客，是如何看待大家都很重视的执行力问题呢？

　　“什么叫执行？这就叫执行”使我想起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情。1983年夏季，我大学毕业刚工作了一年，当时在一家建筑公司做预算员，整个工地各种工种和建筑工人加起来3、4千人，虽然只有我一个大学毕业生，但我仍然是个最没有话语权的人，仅仅属于干部编制而已，月工资几十元。负责我们工程处的最大的官是国家干部编制中正科级的工程处主任。正科级干部在北京，牛之一毛都不算。可是，对我们而言，他已经是皇帝了，平时根本见不到他的龙颜，更听不到他的龙音了。叙述这些无非说明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我的三姨父熊秉衡，是中国数学大师熊庆来的第五个儿子，当时是云南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中国激光科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由于获得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一家欧洲顶级科学院的邀请，准备飞赴巴黎做访问学者，于是提前数周从昆明来到北京，申请、等待并领取法国驻华大使馆的签证批复。

　　但是眼看着飞赴巴黎的日期逼近，签证却无法拿到，而不能获得签证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法国方面的正式邀请函尚未收到并呈现给法国签证处。问题的核心其实是法国那边正式的邀请公函早就寄出了，而这边却不见踪影。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邮政还是独家经营，不仅丝毫没有服务意识，投递速度之慢也难以形容，国际邮件更是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核。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些可能存在的麻烦，三姨父才专门提早来到北京，希望通过各种关系尽早拿到邀请函。于是他找到我的小叔，三姨父最小的弟弟熊秉群，当时他是国家邮电部某司的司长同时兼任着中国邮电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后来成为中国大唐电信的总裁。小叔以他的关系和能量，在邮电系统找遍了相关负责人，查找结果说是邀请函尚未到京。

　　时间已经到了星期日，而下周一是剩下的最后一个签证日，购买的机票起飞时间则是在下周二早上。换言之，本周日拿不到邀请函，几个月来的奔忙和希望将付之一炬。那个星期日刚好我休息，当我见到准备为之送行的三姨父时，他显然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因为星期日邮局也休息。看着极其沮丧的三姨父，听他述说几个月以来出国之艰辛，中国官僚主义之严重，邮政服务之涣散懒惰，以及众多有能量之人的热心帮助却泥牛入海。我所有的气愤立即转化为同情和突发奇想：于是我告诉三姨父，我去邮局帮你把这封邀请函给找出来。

　　然而想像容易，执行却十分困难。首先我是一个三教九流之外的社会“闲杂人等”，无权无势无钱无名；其次我对邮政行业一窍不通；最后连小叔的关系都已经用过了，结果是“查无此函”。一天的时间够用吗？而这一天邮局是不上班的。

　　我先跑到中关村邮政所，苦口婆心地说服看门老大爷，然后在国际邮件中查找了一个多小时，未果。然后找到海淀邮政分局，又是几个小时的海里捞针，仍然未果。接着再找到北京邮政总局，说尽好话，费尽口舌，最后混进国家邮政总局。要知道，那是一个没有私家汽车的时代，也不是人人都有自行车的时代，更不是公交车十分发达、畅通无阻的时代。那个时代并不是人人都有手机，只有极个别人才有大哥大，而我则属于极个别人的另一极。那个年代打长途电话是需要去北京长途电话局的，而我与云南邮政总局、昆明邮政局的无数相关及不相关的人联系是在长话局里完成的。一天之内，我在蒸笼似火的烈日酷暑中，跑遍了北京城，说尽了一生中最献媚奉承的话，用尽了各种方式寻找相关负责人并设法混入各个邮政局，整月的工资都耗在了电话费上。我由一个邮政系统的门外汉，俨然成为了最专业的分捡员，而且对中国邮政系统的分发、汇集、转送、投放以及安检流程和漏洞悉心掌握，同时学会了如何准确又花费最少的时间查找某个邮件。然而，在国家邮政总局堆积如山的备查邮件中，当最后一封国外来函也被否定时，我已经彻底精疲力竭了。十几个小时过去了，所有待发的邮件都检查过了。我开始觉得小叔说得正确了，邀请函也许真的没有发到中国。可是一整天的筛查经验却告诉我，一定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于是我又在邮政总局内部查找各种相关人士和领导的电话，详细追问了解邮件的接收和返还流程，最后终于找到一个部门，它专门退还姓名或地址不详的邮件。当繁星从远处的西山升起时，我把那封地址有误的邀请函交到了三姨父的手中。

　　执行是什么？就是在看似不可能时运用耐心和智慧，怀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勇气，为自己的承诺做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