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思想和策略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很多经济设想虽未实现，但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好蓝图。就此话题，半月谈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研究员。

　　虞和平：我们要从长期、中期、短期三种视角来考察辛亥革命。作为一个革命事件，它当然是短期性的。但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更应该从中期或者长期的视角来对它加以考察。辛亥革命为中国经济发展指出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工商阶层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

　　在南京临时政府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全国工商界投资实业、发展经济的热情高涨。在1912年至1922年间，中国出现了实业第一次发展高潮。1914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各项统计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确认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对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鼓舞效应。

　　虞和平：孙中山早期阐述他的“民生主义”时，谈论较多的是“平均地权”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说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前不重视实际的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他是从更深的层次上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就“平均地权”的本身含义而言，它所要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是在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之后才最有可能出现的，这本身就包含着发展工业的意思；核定地价、土地增价归国家所有，不仅将便于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征用土地，而且将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增强进行投资的力量。

　　应该说“振兴实业”和“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两翼，前者解决工业化问题，后者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正是有了这样的“民生主义”方针，孙中山及其同仁们才会在民国初年积极开展“振兴实业”活动，并影响到社会各界从而形成一场令人注目的民生主义运动。

　　记者：防止贫富悬殊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

　　虞和平：1905年他明确地把“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的核心，并将其含义解释为“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以此防止贫富悬殊而实现全民共享国家财富。

　　“平均地权”和“核定地价”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以后国家工业化发展使用土地提供便利条件，使之不会因为地价上涨而导致开发成本激增。按照孙中山的这一方法，因工业化建设需要征地时，可以避免地主的漫天要价。另一个就是预防因地价的增长而导致两极分化，避免一部分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攫取过多财富。虽然这些政策都未能实行，但我们不能否认其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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