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老兵刘树莲

15岁，看牛娃背着父亲成了志愿军

1951年，15岁的刘树莲还有些瘦弱。那天，他参加了湘潭县排头乡政府土改工作队的青年会，知道了抗美援朝战争，便提出了要报名参军。但领队指导员看了看刘树莲有些单薄的身子，说他的年纪太小不能收。当天晚上，刘树莲睡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便对父亲刘万兴说，“我要去当志愿军”。

他的父亲说：“莲伢子，你哥哥不在家里，我要用牛（使用牛耕田），三个弟弟又小（那时大弟弟刘树松10岁，二弟刘树元7岁，三弟刘树云5岁）我看你就莫去参军了，在屋里和我一起种田劳动，做点饭，洗洗衣服，带好弟弟，我一个人也做不了很多。”刘树莲也知道父亲说的都是事实，但当兵的梦牵动着他年轻的心，怎么也放不下，还是悄悄地报了名。1951年6月，初夏的阳光温暖而明亮。那天，刘树莲一个人在土改分来的田间劳作，一位穿灰色军装、中等个头的解放军喊他到排头乡政府开会，他立即跑上田埂，头也未回，更未向家里任何人打招呼，就跟那个解放军走了。从此，他的人生轨迹改变了。

“报名参军的那天晚上，乡政府招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晚餐。参军的每个人都领到了几万元（旧币一万元折合新币一元钱)零花钱、一顶草帽子、一包食品（即有花生、小饼和小花片）。我的草帽和食品，请当时在乡政府做厨师的干爷彭谷臣（现已病故）带给家里了。吃了晚饭，稍事休息后，我们排队去区政府（现在的石家大屋），当场报名的排头乡入伍青年还有刘启钊、彭树祥、彭汉云（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罗家云、冯利吾、胡日培等，还有2个人记不清名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树莲老人仿佛回到了那些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满脸是激动和对战友的怀念之情。

刘树莲（摄于1957年）

在刘树莲老人的记忆里，那天特别热闹，乡政府组织群众敲锣打鼓，扭秧歌，夹道欢送，两旁红旗招展，口号不断。到达区政府后，大家简单地洗漱就休息了。没有床铺就一律睡在会议室的长椅上。因晚上蚊子咬人，工作人员帮忙点了蚊香，安稳地睡了一晚。天未亮，就被喊了起来，在水塘里洗脸后开早饭。饭后列队点名清理人数。这时，刘树莲看到了二叔和八叔。当时的少年刘树莲内心里十分高兴，二叔亲切地对他说：“树莲，你参军好些去，家里的事不要你挂念，今天你爸没有来，他要我和你八叔来送你！你昨晚请干爷带回的东西，已收到，你的钱带上了吗？”听了二叔的话，小小年纪的刘树莲眼睛有些酸，点点头，跟随队伍就出发了。后来他才知道，他独自离家参军后，父亲像掉了魂似的，一脸忧伤。当晚就找弟弟来看，因为当时二叔到得较晚，新兵已经睡觉，门卫阻止探望，所以第二天刘树莲才见到了二叔和八叔。当时树莲的父亲对树莲参军很担忧，他悄悄地对二弟担忧地说““树莲参军去了，他的年龄那么小，能受得了不？家里的事又怎么办，哪个来煮饭、洗衣服、做家务啊?” 爸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很苦，好长时间做事六神无主，不习惯。这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真情流露。70多年后的今天，刘树莲老人说起自己早逝的父亲，脸上满是尊敬和怀念。

“在区政府列队的青年人上百人，几个区中队背着步枪的军人护送我们到易俗河。我们都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当时，我只穿一件白土布上衣和一条短裤，光脚板一路走到易俗河集结点。走了一天路，途中大概喝了一、两次开水，未吃中餐，到傍晚七点左右才在集结点吃上晚饭。到达易俗河，第二天就进行体检，第一道程序是列队绕圈跑步。经过跑步，我被目测合格。我们那个九个人的队伍中有2个不合格被淘汰。然后就是检查眼睛、口腔，鼻子、咽喉、心脏、血压和四肢握力、听力等项目。我小时候好玩，曾从猪楼屋上面往下跳，左脚受了伤，经过乡村郎中复位治疗，已基本恢复正常，留下了一点后遗症：走路有点不正。当时体检时，我尽量跑好步，终于突破第一关。身体其他方面，如心脏等也全部合格，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关，我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后来，刘树莲经常想，如果自己当时没有通过体检，人生又将是怎样的样子呢？但人生没有如果，因此，他深感庆幸。

体检后就编入新兵连队，排头乡的七个新兵被编到中南军区暂编第七团三营九连四排十六班，刘启钊任班长，彭树祥任副班长。接着就发军装。正式穿上了军装，显得很威武。彭汉云同志在班里时间不长就被调到三营部当通讯员，他当时背着真步枪经过我们班的驻地，威风凛凛，让刘树莲他们好生羡慕。不久，醴陵和岳阳等地来的同志一起重新进行了编班，一起在易俗河训练基地学习队列、射击、投弹、防御、单兵进攻等科目，十月中旬正式开赴朝鲜前线。 

“那时，部队保密极严，本来是要开赴朝鲜前线，动员时却说：为适应实战要求，换一个地方去进行军事训练。临走的头天晚上，要求大家早睡觉，那晚岗哨都由干部轮流站，让大家感到有些异常。第二天，天未亮就吃早饭（平时只吃两餐饭，上午饭到八点钟左右开餐，下午到三点开晚餐），战士们将被服什么的全部带上出发，在易俗河乘木船过河。经过三角坪河东铁路桥头，看到铁桥被炸毁，只剩两个半桥墩，在靠近河东桥墩边，一段铁轨还靠着桥墩插在河水中，大半截朝天。离易家湾火车站还有几里，就听火车发出的尖锐的呼啸声。中午时分，部队到达火车站。干部整队后让我们坐下，等待上车。下午乘火车出发。第一次坐火车，感到新鲜。那时火车上设有简易四排长坐椅，还有行李架。

第二天中午，火车到达武昌火车站。那时还未修长江大桥，我们坐大轮渡横渡长江到达汉口军运站码头。在那里休息时，每人发了四个大馒头。我从未吃过面食，感到馒头不好吃。我们只是撕下硬皮吃，又吃不下去，只好慢慢啃些充饥。”

这时上级给每个人发了棉大衣、棉帽子、黑胶棉鞋，并要求穿在身上。火车从武汉往北行驶。经过四天四夜的行军，到了朝鲜的前站辽宁省安东市（现改名为丹东市）。路过安东大街，气氛感觉不一样。远远看到一张高大、铁拱弯曲的大桥，干部们讲：“那就是横跨中国与朝鲜的边境两岸的鸭绿江大桥，过了大桥就是朝鲜了。”街上不时有苏联军人乘汽车驶过。开始大家以为是美国兵。干部讲：“不准乱说，这是苏联老大哥的军队，在帮助我们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苏联老大哥军队主要是高炮部队，驻守在安东市和朝鲜新义州，保卫安东和朝鲜新义州、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在安东休整几天，每天两餐饭都能吃到一餐可口的大米饭，我们这些新兵高兴极了。上级组织我们召开了军人大会，会上讲了一些朝鲜战争情况和防空等安全常识。我们展开了讨论：如何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抗美援朝斗争中去，打败美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乡亲，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大家纷纷表决心，不怕离开祖国，不怕离开父母亲人，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坚决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

驻安东休整时期，刘树莲他们第一次住楼房，用上电灯、自来水，感到很舒服很新奇。就在他们的新奇中，接到上级开拨的命令，于是整理所有装备和物品准备出发。吃过晚饭接近黄昏，刘树莲他们从驻地出发，成四路纵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过鸭绿江大桥时，头顶上是灰白色天空，脚下是滔滔江水。整个大桥很宽大、很雄伟。桥板是由木头铺设的，可供汽车和行人快速通过。队伍是一边两列，中间要跑汽车并且要会车。桥的右侧铺了铁轨。不时有运送武器弹药的列车和汽车从我们身旁飞驰而过，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70天行军5000公里 1952年的元旦不同寻常

横在鸭绿江上的大桥，足足走了半个小时。过了鸭绿江就真正到达了朝鲜和中国相邻的第一个城市——新义洲。展现在刘树莲他们这些新兵面前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整个城市被美帝侵略者的炸弹炸成一片废墟，楼房都倒了，街道也不见了，到处是碎砖乱石。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看到一个三、四米高的残崖断壁。也没有看到一个朝鲜老百姓，只看到一些中朝军人在执行警备任务，还有一些苏联老大哥高炮部队的阵地和工事。

自从到了朝鲜，也就是说从1951年10月下旬起，刘树莲他们每天背着背包开始长时间的夜间行军，连续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在朝鲜境内行军，仍旧是每天吃两餐饭，大多数时间，白天休息睡觉，夜间行军赶路。白天行军容易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遭到敌人飞机轰炸或者大炮炮击。因此，每天黄昏开始行军，快天亮时就宿营休息，每晚要走60至80里路，多则上百里路。通过敌人封锁线内的桥梁、敌人军用仓库、部队驻地和指挥机关时还必须急行军通过，或拼命跑步。

“行军中第一次遇到敌人飞机打照明弹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那是敌人的夜间侦察机，投下一个照明弹，挂在空中将地面照得亮堂堂，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敌侦察机在照明弹上空来回轰炸，干部命令我们原地爬下不准动。对我们从未经过战争的新兵来说确实吓了一跳。后来遇到这种情况也就习以为常了。”说起当时的情形，刘树莲老人仿佛回到了七十年前的朝鲜，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日子，眼里充满了激情。

说到这儿，刘树莲老人有些沉重，他介绍说，行军时，不时看到公路两边矗立着烈士坟墓，大多是打仗或被敌机的轰炸扫射而牺牲的战友，也有病故的，部队就近找块较好的土掩埋他们的遗体，坟前插着一块木牌，牌子右边写上部队的代号，左边写上该烈士的籍贯，中间写着：“某某烈士之墓”。看到这些，大家都不说话，有些异样。

因为年纪和个子都小，行军三天后，刘树莲的两腿痛得要命，有时走路还一拐一拐的，有的战友还边走边哭。走一星期左右，停下来休息一天再继续行军。每到一地，哪怕是不吃饭也得先烧热水烫脚，让脚加快血液流通，休息好，才能保障第二天的行军。“我的个子不太高，体质又不强壮，在行军中尽最大的努力跟上部队从未掉过队。但有时因病走路费劲时，本班的战友发挥团结友爱的精神，帮助我。”说到这儿，刘树莲老人仿佛想起了那些帮助过他的战友，满是对他们的怀念和感激。

刘树莲他们的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才到达朝鲜前线——西线。但情况有了变化，原计划接收他们的那支部队面临回国休整。结果，上级又让他们行军几百里路，退回中线地区。后来又接到命令，又赶往东线。又经过一个月的行军，终于在1951年的12月31日到达东线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八军二○四师六一一团的驻地。

第二天，是1952年元旦。部队指挥员石志鹏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大声说：“我们新兵同志们，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美帝国主义，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苦的，你们的到来给我们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壮大了部队的战斗力，让我们一起战斗吧！”从这一天开始，刘树莲，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每天差不多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每天都要经受血与火的锻炼、生与死的考验。在这次行军途中，经过兴高山的经历，至今令刘树莲念念不忘。

“那座山大约几千公尺高。开始时，远远望见一片黑黝黝的大山，当行走到山下时，只见山腰上都是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只走人不走汽车，前后都是军人走路的脚步声，偶尔听到一些咳嗽声，但没有说话声。当我们行走到山顶时，可能是下半夜了，上级命令就地宿营休息。天哪！山上根本就没有房子，连一个老百姓都没有，又如何睡觉？不管多困难，怎么也得睡觉。我们只好打开背包，扒拉、扒拉地上的树叶，尽量多堆积点树叶，穿上大衣蒙头就睡。因为山坡上扎营地形不平，头朝上坡，脚朝下坡，就这样休息也比走路强啊！”

“行军中涉水要讲究技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平原地区行军，上级命令：脱了鞋子穿袜子准备过河！我们都议论纷纷：穿袜子过河，哪有这种搞法？要脱都脱掉，过河利索些，要不然湿袜子都不好带。我们没服从命令，麻烦就来了：当我们全部脱掉鞋子、袜子走到河里时，脚板沾上的石子掉不了，要用手去抠，甚至抠都抠不掉。这是因为人体是热的，河水是很冷的，因此冷石子遇热沾在脚上不易掉。穿袜子过河，看似奇怪的命令，却自有它的道理。”

刘树莲老人回忆说，行军途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过双木桥或独木桥。一天晚上过一条大河，他将棉袄脱掉准备过河，接受前次未穿袜过河的教训，所以将棉鞋脱掉绑在背包上，脚穿袜子准备过河。前面的同志行走在过河的堤坝上，我们也跟随前行。刚开始，是一段堤坝，比较宽，好走，但越走堤坝越窄。堤坝尽头是双木桥，桥下哗哗的河水响得吓人，桥面已结冰，光滑滑的，根本就不能站立行走，人只能蹲着慢慢地移动，必须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会掉下河去。有一个战友因不小心掉到河里，被战友们救了上来，他只能跑到老百姓家去取暖、烤衣服，几天后才赶上部队。

我所经历的三次战斗 忘不了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

行军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打仗。行完军，就要打仗了。刘树莲在朝鲜一共参加了三次战斗。刘树莲老人回忆说，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52年下半年。他从训练队结业后，随即就被分配到志愿军六十八军二○四师六一一团三营八连。当时，我方的作战以防御战为重点，一线部队正和美国侵略军及南朝鲜军队展开拉锯式的战斗。

他们连队主要是向第一线的战友们运送武器弹药。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吃饭，向前方运送手榴弹和子弹，用背包带捆绑，每人背一箱手榴弹或者是两箱子弹，平均每人负重50-80斤。为了隐蔽行动不被敌人发现，每个人用树枝什么的扎成圈戴在头上进行伪装，尽量走在防御通道交通壕里，但有时需要翻山越岭，身体难免暴露在外。为了完成任务，无论前方有无危险，他们都必须勇往直前。

“送弹药的路上，不时听到前线战友与敌人战斗的枪炮声，也不断遇到前线的负伤的战友或牺牲战友的遗体被抬下来，可以想到前线战斗的惨烈程度与战友们的顽强作风。当将弹药送到前线返回驻地时已是上午10点至12点。汗水湿透了全身，面部苍白，浑身无力，身体感到极度疲劳和饥饿。因为是长时间行走在山上的交通壕沟里，根本找不到水喝，口渴得很。我们班的战友冯利吾（现在已在岳阳君山东农场退休了）渴得实在受不了啦，他爬在交通壕的底部，直接喝上了黄泥巴水，站起来说：‘哎呀！不管它是什么水喝上几口也感到好多了！”

刘树莲第二次参加战斗是1953年春天。刘树莲回忆说，他们六一一团的作战任务是以“8902”山（8902是以8902米为标高的一座山）为主要防御阵地，阻击敌人进犯，所以必须构筑防御工事，除以前的工事外，还必须挖更多的交通壕沟，构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走交通壕沟，不准在地面上行走。上级把挖交通壕沟的任务交给我们连。早早起床洗漱吃完饭后，带上铁锨就去阵地挖沟。每人每天要挖3-5米长的交通壕沟。从早晨出去通常要到晚上才回来。连队根据每人身体的强壮与否来分配任务。“我因个子不太高，身体瘦弱，一般只分配3米左右的任务。有两个四川和一个江西的战友，他们每天平均挖出5到8米的交通壕沟，因成绩显著，都被记了三等功。”说起当时的情景，刘树莲老人似乎有些惋惜。

“第三次战斗是抗美援朝最后一仗——金城反击战。该战役是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历最严酷的一次考验，可以说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

刘树莲老人回忆道，1953年五、六月份，上级进行了多次战斗动员，一再阐明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反动目的：他们的野心是想以朝鲜为跳板，企图占领我们中国，继而掠夺我们祖国的资源财富，重新奴役中国人民。打朝鲜只是手段，侵略中国才是美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我们积极开展模拟实战环境的大练兵运动，每天除上政治课，就是军事课或战术演练，既有白天操练科目又有夜间训练内容，总之是摸、爬、滚、打反复练。训练口号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7月13日夜，金城反击战打响前，上级命令我们以战斗的姿态带上所有武器装备，轻装前进。刚走出驻地不远，我们的大炮特别是‘卡秋莎’火箭炮惊天动地，像天空中快速划过的流星雨一样射向敌人的阵地。地面上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响成一片，恰似家乡在除夕晚上十二点迎接新年鞭炮一齐炸响的情景。夜幕中，虽然看不清道路和行进中的部队，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亲眼所见的‘弹幕雨’都在表明:部队都在快速向敌人冲锋，向敌人进攻。“

这场战斗，刘树莲他们班是火力班，当时决定用火箭筒负责打敌人的坦克和碉堡火力点。刘树莲除了背着两发火箭筒外，班长还指定他负责带一个1953年参军的新兵小蔡。“小蔡平时能说会道，比较调皮，我不能让他掉队和出事。刚冲到我们连一排进攻夺下的敌人阵地时，借助照明弹的闪光，我看到一排长静静地躺在地上，已经牺牲，冲锋枪还挎在身上。同时，阵地上还躺着一排其他一些牺牲的战友。我只能绕过这些战友的遗体，带着小蔡继续往前冲。“

“当时，战友们正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战斗非常激烈，小蔡恰巧在这时不肯向前冲了，坐在地上不肯走。危急时刻，我来不及跟他多讲，硬拉着他往山上冲。刚冲了几步，小蔡说他的鞋子掉了。我又停下用手为他摸鞋子，好不容易摸到鞋子让他穿上，继续往前冲。冲了一段路后，其他的战友都已经冲上敌阵地，正打得过瘾的时候，小蔡却说：我再不冲了，就是打死我也不冲了。我马上伸手打了他两个耳光！命令他说： 你一定要跟我继续冲锋，如果你不冲锋，他妈的我用手榴弹崩了你算了。说着，我掏出一颗手榴弹吓唬他。小蔡一见这情形，马上说 组长，我冲锋。我说：那好，我们继续冲锋！

因为小蔡的原因，刘树莲他们耽误了些时间，前面的同志已夺下敌人阵地继续向前冲了，他们掉队了。刚冲上山头接近敌人设置的铁丝网，怕暴露目标不敢再前进了。因为敌人在铁丝网上挂了许多罐头盒，只要有人接触，就会叮当叮当地直响。

他们只好掉转方向继续前行找部队。进入树林，眼前呈现一条被人踩踏出的小路，一米多宽，又陡又滑。刘树莲拉着小蔡，沿着这条滑道不顾一切地向下滑，滑了30多米，一下滑至底下的水草地上，几秒钟都未回过神来。突然，刘树莲的脚踩到一个软软的物体，差点被摔到在地，仔细一看，原来是六○炮班大个子班长（江西人）静静地躺在路边茅草里，他已牺牲。“他那高大的身躯以及脚上穿的乳白色底边的解放鞋，被照明弹照得很清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下子阴阳两隔，心里很痛苦。”

“当时情况紧急，容不得我多想，更不允许我们停留，我带着小蔡继续向前跑，也不知道跑了多远，越过一段铁轨路后，终于发现我们连长梁炳灿带着部队正在前方隐藏着。哎呀！我和小蔡经过好一阵折腾总算跟上了连队，我立即报告了领导。”

连长率领他们发起冲锋，把敌人击退，占领了敌人的阵地。上级命令暂时停止前进，就地构筑工事打防御战。构筑工事的第一步就是清运死尸。一些坑道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他们大多是被我方的“尖刀”冲锋队战士用手雷消灭的。刘树莲和战友们将坑道里敌人的尸体一一拖出来，在外面挖个大坑想把敌人尸体集中埋掉，免得腐臭难闻。“七月正是三伏天，拖出来的尸体将大坑填满还放不下，只好把它堆起来，结果堆得很高，臭气冲天，难闻死了。我们一边警惕地守卫着阵地，一边还得生活。无处找水源烧水喝，做饭也无办法，只好靠天下雨，用子弹箱子（铁皮箱）接水。正巧，我们缴获了敌人一些大米，不管怎么样，淘了淘煮着吃了再说，尽管用铁皮子弹箱子煮饭，里面有点异味，顾不得这样多了，为了充饥，有异味的大米饭对我们来说真算是来之不易的‘美味’了。”

敌人丢了阵地极不甘心，敌机和敌人的火炮每天丧心病狂地对我方轮番轰炸。“我们得时刻做好防空防炮准备。有个四川新兵，胖个子，1953年入伍的。一天，敌人开始打炮，排长指挥防炮，我们都朝山梁的背面跑去隐蔽，四川新兵害怕（部队里有句口头禅：老兵怕号、新兵怕炮），只有他还蹲在掩体里，结果，敌人打来一排炮弹，其中一发炮弹击中了他蹲着的掩体坑，巨响过后，他从空气里消失了，连一点尸骨都未找到，很惨烈。”

“在一次拉炮战斗中，小蔡被大炮轮子压伤了脚，后被送往医院治伤去了。从那以后就再未见他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安好。”说起这个战友，刘树莲脸上充满了怀念。

（附：讲叙人刘树莲，1936年7月生，湘潭县排头乡人，1951年10月入朝参战，1955年4月班师回国。先后在中南军区暂编新兵第7团、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204师611团、解放军驻沈阳军区第五炮兵学校第四期政治队、第68军204师炮兵584团、第68军工程兵建筑176团、解放军青岛守备区工程兵建筑176团等部队单位工作32年。1982年2月，从青岛北海舰队部队转业至湘潭地区药材公司。1996年7月，从药材公司党总支书记任上退休至今。)（讲叙：刘树莲 整理 陈志勇）